国际谈判下的中国全民低碳行动

10月9日，耗时6天，2000多人参加的“2010年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在天津落下帷幕。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会议。会议结束当天，联合国气候谈判最高级别官员、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给这次会议一个较为肯定的评价——她认为，177个国家6天的努力，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扫除了一些分歧。

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继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又一次无果而终的会议。因为在减排目标与资金落实等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国，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与态度一直备受关注。虽然此次谈判被认为收效甚微，但是从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若干场发布会透露的信息中，分析人士却看到了中国政府这样的决心：不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进程如何，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说法是，不论国际谈判的结果如何，中国的决心已定，都将走低碳发展之路。

也有分析人士评价说，在减排的问题上，正因为中国已经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所以，近来的国际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显得越来越有底气——过去，更多地表现为辩护、防守，转变为目前的积极应对。

唇枪舌剑的国际谈判，似乎与中国的普通民众和企业尚有相当距离，但它产生的波纹效应却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践行低碳生活，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追逐低碳经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近来就多次表示，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辩护防守到积极主动

尽管已经离开中国谈判代表团一年多，但邹骥依然近距离观察着气候谈判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邹骥目前的身份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作为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此次天津会议同时举行的边会上，他发布了一份关注中国低碳经济的研究报告。

对比以往参与的若干次谈判，邹骥说，在马拉松式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始终坚持一个底线：在减排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在底线之外，代表团的姿态与战略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在谈判中中国的谈判代表可能会更多地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存在的种种困难，整个谈判表现出的是一种辩护和防守的姿态。但最近几年，中国代表团变得更有自信，敢于向国际社会强调，低碳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都要坚定地节能减排。其中最积极的姿态是，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召开之前，并不承担减排任务的中国宣布，2020年，中国要实现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得不提前进入低碳时代，而这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

在邹骥看来，谈判中，中国代表团表现出的底气，与对未来的承诺，和已经作出的努力密切相关。一个被解振华多次引用的数据是，如果到年底，“十一五”规划确立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能实现的话，相当于过去5年间，全国节约了6亿吨标准煤，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

在此次天津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不仅举行了若干场新闻发布会公开自己的主张，而且包括解振华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的高级官员还频繁接受境内外媒体的采访。用解振华的话来说，中国以前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立场宣传得不多，现在将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媒体。他还强调，应该多给国外媒体一些提问的机会。

谈判过程中历来不缺乏责难与批评，天津会议也一样。当会期过半时，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在地球的另一端指责中国阻碍了这一轮气候谈判。

对这样的指责，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反驳说，美国不仅在减排问题上无所作为，还想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把问题归咎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专家认为，中国代表团这样有底气的回应，源于中国政府在推进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的诚意、决心和努力。这将为国际谈判带来新希望！

国际谈判下的全民低碳行动

张建宇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天津会议期间，他所在的组织联合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等机构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碳交易的边会。他表示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说，即将出台，这样的法规将有可能极大地推动中国国内温室气体的减排，因为要实现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经济手段。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中国可以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但近年来，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已经把低碳、减排、交易锁定为未来的商机。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过去一两年间，北京、上海、天津都成立了碳交易所，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蛋糕似乎就在眼前。可是，三家交易所成立以来，减排交易的生意比较清淡，大多具有“演示”性质。

在业界看来，背后的原因是，尽管业界不否认低碳经济未来的大市场，但这个新生领域存在的诸多缺陷让其裹足不前。所以，从去年起，国家发改委就在酝酿一套规范碳交易的制度，希望中国的低碳市场能迅速启动。

事实上，类似这样促进社会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法律和政策，近年来在中国层出不穷。在张建宇看来，虽然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前景不明，但在中国，却已经进入全民低碳的时代。

在政府层面，几个月前，中国政府宣布，五省八市进行低碳省市试点；企业层面，过去政府要求强制完成能耗消减任务，目前已经有企业尝到低碳的甜头，自主减排；而在公民层面，低碳的生活方式也由小众走向大众。

全民低碳时代的到来与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不断提升的减排力度相关。解振华在解读这种变化时说，中国下这么大力气节能减排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

他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利用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可能提高资源产出率，转变我们的发展和消费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可能持续。

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解振华说，“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我们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中国亮出低碳路线

会议上，科技部发布了报告，系统介绍了中国近年来的清洁技术进展和前景展望。而这份报告也被业界认为是，未来中国的低碳技术路线路。

这份报告提到，未来，中国将把风力发电作为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替代能源之一；太阳能相关技术还会有长足发展；2020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万辆级，实现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战略转型。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说，自从中国政府提出单位GDP二氧化碳要消减40%~45%的目标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份研究，探讨需要采取怎么的措施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在他看来，必要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现有的能源利用效率，大规模地使用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二氧化碳的捕获封存技术。而要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变还需要辅助一系列的经济、税收手段。

在解振华那里，也有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他介绍说，首先应该结合国家的五年规划，提出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的分解方案，推动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同时，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和企业，多层次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典型示范，探索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体制机制和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加快形成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其次，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确立应对气候变化在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解振华说，要根据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标准等作出相应修订，切实保持各领域政策和行动的一致性。

再有，国家应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提出中国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图，把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技术作为提升国家技术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大力研究发展建筑、交通领域节能减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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